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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意识形态理论框架和基本思路

来源:办公室  发布日期:2019-09-25

       作者: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唐爱军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而重塑政治合法性是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它也构成了我们把握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视角。在此视角下,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的基本框架可以被积极呈现出来。

  一、政治合法性:意识形态建设要回答的重大问题

  任何一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都需要权力(Power)提供支撑,但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或政治秩序而言,仅仅有权力是不够的,还需要统治者有权威,以及民众对这个权威的认可。英国学者帕金曾说道:“政权不能仅仅靠强制而存在,而来自下层的某种程度的道德支持,对于任何权力制度的长期存在都是必要的。”[1]这就涉及到合法性(Legitimacy)主题。《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合法性”的阐释是这样的:“它是一种特性,这种特性不是来自正式的法律或法令,而是来自于有关规范所判定的、‘下属’据以(或多或少)给予积极支持的时候认可(或认可的可能性)和‘适当性’”;合法性是任何一种社会都会碰到的问题,“即该秩序是否和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的问题”。[2]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把握政治合法性内涵:一是统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个统治、以及统治秩序的正当性问题。这意味着,统治者需要通过各种手段论证自我统治的合理性、正义性等。二是被统治者角度。合法性是一个对统治的认同问题。某种统治关系或政治秩序被民众广泛接受和认同。

  在现代社会,执政者一般从经济增长绩效、法律规则、意识形态等渠道,去获取政治合法性资源。在社会转型、特别是利益多样化、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通过意识形态去维护或巩固政治合法性的方式显得越来越重要。此外,虽然意识形态有着诸多的功能,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等,但最直接、最重要的还是政治辩护与批判功能。我们党一贯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始终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有效支撑。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重申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巩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3]这实际上指出了,意识形态工作要发挥“合法性”功能: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维护和提升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搞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法性。面对多种社会思潮之间交锋、各种道路之间的争夺,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围绕旗帜、目标、政治模式、话语权、核心价值观等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重要方面进行了阐释,其根本目的就是进一步维护、塑造乃至重构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中国道路的合法性。

     二、基于政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的理论阐释

  习近平围绕重塑政治合法性,进行了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理论阐释和实践探索,基本要点有:

  1、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定性

  在当代,中国共产党最直接的意识形态表达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关键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被民众认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最为核心的任务就是正确阐释好、宣传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八大以来,习近平至少从五个方面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一,“旗帜”与“道路”的问题。意识形态工作首先“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4]。习近平指出,“旗帜”、“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关乎党的生命。这个旗帜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理解这条道路,它有两个参照系:“封闭僵化的老路”和“改旗易帜的邪路”。十八大报告以及习总书记系列讲话中为何要指出这两个参照系?原因在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社会思潮相互较量,我们党要回应来自“左”和右的两方面的挑战。前者是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是其理论要点;后者是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和多党制是其核心。意识形态建设就是要坚决地回击它们的挑战,坚定“三个自信”。

  第二,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合法性。历史合法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的历史合理性;二是在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习近平主要通过回顾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发展历程来说明这两个问题。他把社会主义发展史分为六个时间段,其理论视角是科学社会主义,所要说明的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是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所以它具备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此外,对社会主义探索、改革开放的回顾,习近平所要表达的是: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不是偶然的,是经过反复比较和总结的结果,它是能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原则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产物,它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总之,我们要继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篇大文章写下去。

  第三,对“特色”的正确理解。社会上一些人片面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有些人理解为与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相区别、甚至相对立;还有些人理解为与世界文明相区别、甚至相对立。习近平反对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反对停留在抽象概念层面的理解方法。他提醒人们要从中国实践、中国发展战略去把握“特色”,从总体框架和内在关系去理解它。他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就特在其道理、理论体系、制度上,特就特在其实现途径、行动指南、根本保障的内在联系上,特就特在这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上。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国内外有些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习近平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以其根本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因此,“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6]

第五,“两个不能否定”。我们在下文稍加展开。

  2、关于中国梦的目标设定

  一个执政集团能否获得民众广泛认同并追随其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集团是否有凝聚人心的目标或理想。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的一种重要环节就是提出一个“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7]。这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梦是习近平关于意识形态合法性建构的显著成果之一。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国梦是如何进行合法性建构的呢?第一,占据价值制高点。把握中国梦的目标内涵或价值属性要坚持“内外有别”的原则。在国内,中国梦展现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价值追求,以中国梦这一“最大公约数”来凝聚人心,汇聚正能量;在国际,中国梦主要被诠释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国际上总有一些人宣扬“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坚持“国强必霸”的逻辑,甚至一些美国政治家用“修昔底德陷阱”来说明中美未来走向。强化中国梦的和平发展的属性,就是回击抹黑中国的错误认识,增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同度。总书记在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道:“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8]第二,打牢理性的支撑点。一种意识形态要具有合法性,不仅需要价值吸引力,还需要科学性。缺乏科学理性的乌托邦是无法真正牵引民众的。中国梦的科学性在于它正确反映了社会发展趋势,符合人民利益,它具有反映中国人自近代以来追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逻辑”;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逻辑”。第三,找准政治辩护的转化点。习近平通过“实现什么样的理想,怎样实现理想”这一基本问题,将“目标”与“路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国梦的合法性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国家制度的论证与辩护。第四,抓住大众宣传的特点。中国梦摆脱了“曲高和寡”的概念化形式,采用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形式,这样的话语贴近百姓的生活世界和日常需求,很容易被传播、被接受。

  3、关于党的历史的论述

  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历来是各种政治力量、利益集团较量的重要战场。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争夺合法性是一个普遍社会现象。古人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总书记指出:“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待党的历史,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执政使命的必然要求,是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挑战,抵制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的必然要求,是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前途命运。”[9]习近平通过论述党的历史,巩固执政合法性,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科学对待党的历史: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正确对待党在前进道路上的失误和曲折。

  二是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往往借助于“反思历史”、“学术研究”,诋毁革命的合法性,指责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误入歧路”。近些年,一些人通过渲染毛泽东晚年的失误,来彻底否定毛泽东,进而达到否定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的大会上,提出正确评价毛泽东的科学方法,毛泽东的丰功伟绩不容抹杀。总书记指出,历史虚无主义的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否定党的领导,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三是正确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即“两个不能否定”的重要论断。习近平指出,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10]。否定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就是否定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否定了改革开放后三十年,就是否定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法性。

       4、重塑改革话语

  在利益固化的今天,是否还有改革的动力;在思想分化的今天,是否还有改革的共识。针对社会上的一系列疑问甚至“杂音”,习近平重塑改革话语,统一思想,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识,形成改革合力。第一,改革开放的重要性。习近平用“关键一招”、“强大动力”、“活力之源”、“重要法宝”等话语来说明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只有改革开放能够“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蓬勃生命力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确,我们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一些问题还特别严重,但这些问题不能成为我们放弃改革开放的“理由”,恰恰相反,它们是推动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因为,“改革开放中的矛盾只能用改革开放的办法来解决”[11],“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第二,改革开放的方向性。习近平说:“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12]意识形态的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的“方向性”给出明确的阐释,并获得民众的政治认同。一些人把改革定义为往西方政治制度的方向改,否则就是不改革。总书记指出,这是“别有用心”的。“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13]总书记有针对性地指出:“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14]哪些不能改呢?最核心的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改。第三,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识形态话语既需要根据时代不断更新,又要保持自身的连续性。习近平在主流意识形态上,将“改革”话语与“革命”话语有机结合起来,甚至借助于革命话语系统论证改革的正当性。“改革开放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领导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革命。”[15]“新的伟大革命”、“伟大斗争”等传统意识形态话语被用来描述改革开放,减少了意识形态变革的成本。

  5、政治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阐释

  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最为紧密。意识形态要发挥自身的功能,需要对政治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做出解释。习近平在这方面的显著贡献有两个方面:一是更加突出协商民主的“范式”意义。西方国家在民主话语权上占据主导,它们常常将西方的“选举民主”视为唯一的民主模式,并力图引入到所有国家之中。但是,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政治模式,是由这个国家的国情和性质决定的。根据我们自身的特点,习近平更为强调协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重要性。“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16]二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维护宪法权威。马克斯·韦伯把合法性类型归结为传统的、卡里斯玛和法理三种类型。现代社会是法理型,合法性越来越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当今中国同样需要法理型的合法性模式。习近平特别强调宪法和法律的权威。“维护宪法权威,就是维护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权威。捍卫宪法尊严,就是捍卫党和人民共同意志的尊严。”[17]“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18]执政党一方面要用宪法和法律规范自身的权力,另一方面要用宪法和法律为党的执政提供坚实的合法性基础。

       6、核心价值观的建构

  从内在结构来看,意识形态包括价值信仰、理论学说和策略政策三个层面,其中价值信仰是意识形态最核心的要素。意识形态是否具有合法性,就在于它是否具有被民众接受、认同的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可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取决于其价值观是否具有生命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信仰系统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价值表达”,它有四个方面的特征: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这四个方面也指出了核心价值观的四个基本来源。习近平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它有四个方面的具体路径:教育引导;融入社会生活;突出道德价值的作用;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特别强调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在核心价值观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在革命思维和革命型意识形态里,共产党人基本上对传统文化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这跟五四新文化精神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不断改变,十八大以来,这一点尤为明显。习近平实际上变革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统文化观。第一,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高度评价前所未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隔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第二,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的重视前所未有。在延续过去的相关提法(“批判地继承”)之外,习近平强调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7、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阐释

  哈佛大学约瑟夫·奈教授首次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它指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对于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意义极其重要,它可以为其政治合法性提供牢固的价值观和道义辩护与论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有四个方面的路径:一是努力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二是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三是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四是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

  其中,提高国际话语权在当下尤为紧迫,总书记在“8·19”讲话中将其作为一个重要内容加以阐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曾提出“意识形态领导权”概念。“一个社会集团的霸权地位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统治’和‘智识与道德的领导权’。”[19]后者就是意识形态领导权。提高国际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在全球意识形态领域中争夺话语权和领导权。在国际上,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关键是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一是要加强话语体系的自主性和原创性。理论界一些人还是习惯用西方概念和话语解释中国实践,把中国当作西方话语的试验场,在现实中常常削中国实践之足,适西方理论之履。二是要加强话语表达方式的有效性。现有一些表达方式“假大空”,完全脱离国际社会表达习惯。在国际上,我们要遵循国际上通用的表达方式,要坚持中国立场、国际表达。

  8、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功能阐释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阐释上,习近平坚持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并重。前者以问题为导向,突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功能;后者突出理想信念维度,强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引领功能。

  习近平反对“左”右之间的无谓争论,坚持问题导向,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特征:切中社会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我们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20]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能否被民众所认同,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和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力”,即有效性问题。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掌握“看家本领”,就是要学习和掌握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物质生产观点、人民群众观点等。总书记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指导我们的改革,用这些“看家本领”推进我们的工作。

  此外,为了抵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功利化和庸俗化理解,习近平特别突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内核”。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维度及其现实意义。对于全体社会成员而言,坚持社会主义,就是要坚守其“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于共产党员而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21]二是强调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主题。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宣传思想工作中要坚持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22]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坚守以人为本的价值原则,要更加注重公平正义话语的建构与实践。习近平所说的“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是以人为本的价值主题的最鲜明的表达。

     三、简单的结语

  从理论层面来看,政治合法性是意识形态基本功能,立足政治合法性分析

  习近平意识形态理论框架是符合意识形态一般原理的。从实践层面来看,巩固党的指导思想一元化、维护党领导国家的政治秩序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目标和基本遵循。当然,政治合法性只是一种尝试性的解释框架,还需要不断发展,这样才能全面准确地把握习近平意识形态思想及其实践策略。

  注释:

  [1][英]弗兰克· 帕金:《马克斯·韦伯》,刘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75页。

  [2][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9页。

  [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4]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6]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2页。

  [8]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

  [11]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12]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4页。

  [13]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4]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15]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6]习近平:《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5页。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37页。

  [1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页。

  [19][意]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2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页。

  [2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页。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